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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路老兵楊元春的家庭故事
我的父親叫楊元春，1913年5月出生，四川雅安人。他1951年底參軍，隨18軍54師工兵五團進藏，成為一名木工，修過康藏公路、雀兒山路段。有一次搶修橋梁，需要炸石頭。爆破石頭時，一塊小石頭飛來，炸斷了他右手食指的韌帶。后來，這根手指再也伸不直了，記憶中父親一直用左手拿筷子吃飯。最后，他與戰友們一邊打仗一邊修路，一直把公路修到了拉薩。退伍后，他被分到八宿縣白馬養護段，成為一名普通道班工人，在扎西道班和沙木道班、瓦達拉根道班干過。后來，養護段組建了技工隊，把父親抽到技工隊里，主要搶修橋梁、涵洞。1954年，父親娶了我的母親澤久卓瑪。沒多久，我出生了，成為一名“藏二代”。
楊華山的父親楊元春
1957年，我隨著父母回到內地成都，父親在一家工廠里工作。由于母親那邊的親人還留在西藏八宿，加上她的漢語說得不好，老思念她父母，又感到很孤單，便總鬧著要回八宿。父親曾想過離婚，可組織上不批準，不但不批，還做父親的思想工作。1958年，他倆就又一起回到了西藏。那時候的八宿，組織機構還沒有完善，他們只能回到母親的家鄉折巴村當農民，靠父親的木工手藝維持生活。
隨著叛亂蔓延到八宿，匪首聽說母親嫁給了漢人，要求乃然宗本把父母親、我和大妹妹白瑪塔措都抓了起來，派乃然村的曾卡扎西、四郎澤培，折巴村的扎西達吉、布窮瑪把我們一家4口押送到洛隆縣。押送經過的村落主要有：第一天從乃然村送到扎西澤村，然后到了瓦鄉的瓦村、夏里鄉的夏里村、擁鄉的查墊村，最后經洛隆縣的益西村到洛隆宗。
一路上，我們都是被綁著的，到了一個村后又交給下一個村押送。經過有的村子時，他們沒見過漢人，圍觀起來打罵父親。路上，妹妹不小心掉到水里，父親只能用嘴咬住她身上的繩子，把她拖起來。就這樣，我們一路要飯，一路遭受凌辱，被押到了洛隆的一座“監獄”里。
我們家人被關押過程中，還遇到一個給解放軍送信的藏族小伙兒。為逼他交出信件，大叛匪噶魯親自對他進行拷打。小伙著急把信送出去，就在母親出去要飯時把信從鞋幫子里取出，托母親交給部隊。
楊華山的母親澤久卓瑪（右）和兒媳高守芬
中國人民解放軍來到洛隆平息叛亂，土匪自顧不暇，扔下我們一家四竄逃走。此時，我們一家遇到了在昌都軍分區糾察科工作的江村羅布同志。他問父親回八宿還是留在洛隆，父親選擇回八宿，部隊就給我們送了馬匹和糧食。
當父親原路返回翻過拉窮拉的山口時，在岔路口走錯了路，竟到了封閉落后的土匪村——約巴村，又被約巴村的土匪頭子加瓊抓了起來，被關到裝糧食的木頭倉庫里。幾天后，當他們決定把我們拖去樹林里全部殺掉時，解放軍的一個班從樹林里殺出來，把我們全家從死亡線上救了出來。
這次奇跡的發生，想起來跟電影里演的一模一樣。而后，班長叫母親送信給丁卡村工作組的負責人何爾甲同志。后來何爾甲同志擔任過八宿縣教育局局長，也經常談起我家遇到的事。就這樣，我們一家在約巴村得救后，父母親被解放軍護送回到八宿縣城，被安排到白馬區皮嘎村務農。我聽父母講，救我們的解放軍那個班里有6名戰士被土匪加瓊殺害了，聽聞噩耗，我們全家人很是悲痛。
1960年，我們全家搬到白馬區哲巴村，雖然在民主改革中分到了土地，但土壤貧瘠，靠種地是吃不飽的，還得靠政府救濟。村里成立合作社的時候，因為父親有木工技術，就讓他在木工組里干活。他還推廣鼓風機，在當時可是一件新鮮事物?！斑h看一頭牛，近看光骨頭”，是當時大家對鼓風機的戲稱。對了，我是在那時開始在乃然寺院內布置的教室上學的。這所小學開始從乃然寺院搬遷到縣城附近的日吉村，也稱扎果小學，當時有一到六年級。由于受“文革”的影響，學生學文化的時間少，多數時間是背誦毛主席語錄。
白馬區白馬鄉成立人民公社后，我們村叫白馬公社生產二隊。父親在生產二隊做木工、干農活，還利用閑余時間在自家房前屋后種起了菜，開始日夜忙活起來。父親種的白蘿卜，一個有四五斤重，蓮花白重15斤左右，南瓜重20斤樣子，還有玉米。父親種菜，給生產隊掙了不少錢，后來就帶領村民一起種。公社領導看到了，讓其他生產隊派人員來學習，學完以后開墾荒地種菜。這種做法，今天叫“示范引領”。
當時負責修建邦達機場和擴建318國道的852部隊的食堂用菜，基本是父親種出的蔬菜供應的。因此，父親跟部隊關系比較好。有時，部隊炊事班留父親吃飯，吃的是白米飯，這讓很多人羨慕得直流口水。可以毫不夸張地說，當時吃頓白米飯在西藏農村被大家戲稱為“開葷”。白馬公社生產二隊的人說想吃大米飯，讓父親想辦法給部隊首長說情。父親跟852部隊的首長說明情況，首長同意讓生產二隊前去送菜的人員吃了一頓香甜的米飯。當時，農村生活艱苦，能吃上米飯是件不容易的事兒。有一回，陰法唐同志經過八宿，看到父親種的菜還表揚了父親。那時候，大家常說：“要想吃得好，跟著老楊跑。”
“文革”時期，不讓種菜了，否則就會被“割資本主義尾巴”。我也開始參加勞動，主要是砍柴、拾柴，然后賣給縣磚瓦廠、白馬運輸站，當時柴火的單價是一分錢一斤，一天能賣1.1元左右。到了人民公社時期，大家開始掙工分。大人勞動一天有八九個工分，我們因年紀小，只有四五個工分。我們這個生產隊有18名同齡人，直到15歲才能掙八九個工分。
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打響，家里來了一名連長，是父親的戰友，即將去前線。他得知父親的境況，開玩笑說父親是第一個進藏卻當了農民的人。對印自衛反擊戰結束后，他還來看過父親。后來縣武裝部招兵時要做飯，知道父親是伙頭兵，就請了父親去做飯，幾乎每年招兵都叫他去。
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，全國各地陸續實行包產到戶，生產隊給我們家七口人分了17畝地，包括山地，還分到3頭牦牛、1頭小牛。因為白馬鄉附近沒有廣闊牧場，再加上幾頭牦牛需一人專門放牧，浪費勞動力，我們家決定把牦牛換成羊。經過與其他農戶協商，最后換到了30多只羊。有了羊，我們兄弟姊妹就多了一項放羊的工作。后來，羊群繁育到了80多只，如此一來，我們一家人的生活條件逐漸改善，告別了饑餓。
還是說說我的情況吧。1971年6月25日，白馬區區委書記四郎江村來生產隊給瓦達煤礦招工，我沒有跟家里人商量就報了名。母親知道后不同意，但父親還是支持的。穿上白襯衣、藍褲子，是我當時的夢想，這也是干部和工人的標志性著裝，特別光榮。就這樣，我成為一名煤礦工人。
瓦達煤礦位于瓦達鄉瓦達村，7月1日，瓦達煤礦正式開挖，當時那里荒蕪一片。煤礦是縣里好不容易建起來的，我在里面當過團支部副書記、宣傳委員。礦上最多的時候有40多人，全靠人工拿鋼釬打孔、打井、推車，每天干8個小時。那時，我沒轉正，每月有29元工資。轉正后下井，每天還有4毛錢的補助，總體算下來，每月有42元左右。當時吃飯也是定額，每人每月40斤糧食，不下井的只有35斤。糧票還要分粗糧細糧，按百分比計算，粗糧是玉米面、糌粑、蕎麥粉，細糧是大米、白面。每個月，還要從大家的糧票里扣戰備糧1斤，節約糧1斤。到了瓦達煤礦以后分了班，我在二班當了班長，被派去馬查拉煤礦學習。馬查拉煤礦當時有三四百號人，還有大型機械設備，技術人員都比我們煤礦多。我還去過昌都達依煤礦學電工，為此，榮獲昌都地區“工業學大慶”先進個人榮譽稱號。
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，當年冬，我決定參加考試。在八宿縣小學參加了為期1個月的考前集中學習，終于迎來了改變命運的時刻。1978年3月，我接到扎木師范學校的通知書。當時，師范生費用全免，還發生活用品，我便開始帶薪讀書。
1981年3月畢業后，我又回到八宿工作。后來，昌都教體委統一分配，我到縣小學教了半年書，又到林卡鄉小學教了半年。當時區里缺干部，我就幫忙寫材料，后來又抽到土地下戶工作組，到林卡區鄰宜鄉搞了3個月土地承包責任制。包產到戶工作結束后，我回到縣里，又接到縣教育局的通知，回縣小學教書。由于教師缺乏，當時的教學任務重、工作量大，不僅教藏文、數學、體育，還要擔任班主任工作。1983年3月，組織上派我到拉薩師范學院進修數學，此次進修昌都地區去了5人。1984年，當我進修完回到縣小學，還不知道教哪個班時，接到縣委組織部的通知叫我去縣財政局上班。我去財政局報到，上了一個星期的班，又接到通知要我到縣中學任教，去教數學。后來，從初一到初三的數學教學，都由我承擔，期間還擔任班主任工作。我教的這個班的學生畢業后，有90%的人都找到了工作。
八宿縣干部深入“夏里三鄉”開展換屆工作時的合影
再講一講我的父親吧。在落實政策時，組織上對父親的身份進行了調查，負責調查的是白馬區秘書拉巴頓珠，但沒有給結果。后來有人建議我們寫父親的簡歷，爭取落實待遇，可是寫給誰、交給誰都不知道，只得作罷。體制里的工作就是這樣，一旦離開，再進去就異常艱難。
后來縣里修電站，大家知道父親種菜種得好，便派父親又去種了3年菜。最后又回到村里，那時撤區并鄉，我們村改為折巴村，父親回家后依然是種地種菜、養豬養雞養羊，過著平靜的生活。1990年3月，父親生病了，身體越來越差，他總是說：“活到今天已經不容易了，病重時就想一起當兵的戰友有哪些人，哪些人已經走了……”更多的時候，他會念叨張國華、譚冠三、王其梅、陳明義等18軍首長的名字。
父親在彌留之際，說他沒有別的要求，就希望走的時候能穿上軍裝，用漢族人的方式土葬，并且告誡我們財產不要多，不要看重錢財，更不能貪財。我們當兵時，什么都沒有，聽到號聲打起背包就出發了，我們的信念就是“紅旗指向哪里就沖向哪里”。父親經常給兩個孫子講進軍西藏的故事，到現在兩個孫子都記得爺爺講的“紅旗指向哪里就沖向哪里”的話。他也經常提醒我們要管教好子女、不要怕吃苦、團結同志、搞好鄰里關系等等。
1990年5月4日，父親病故，享年78歲。父親有一個哥哥、一個妹妹。哥哥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中犧牲，妹妹在三年困難時期去世。父親為了母親，一輩子留在八宿，成就了婚姻，犧牲了自己。病逝前，他說起自己的兩個遺憾：一是始終沒學會藏語，盡管當年部隊里有要求，還是沒學會；二是沒有解決待遇問題，導致家里一直貧窮。當我姑姑寫信請求父親接濟糧票時，他拿不出來，也沒敢回信。因為那時，他也自顧不暇。父親回憶這些的時候很是憂傷，至死都沒有回雅安一次，也不敢回雅安。
我家民主改革中分到地主家的一套房子，在八宿縣城的皮嘎村。后來白馬區把我們家搬遷到了乃然寺廟附近，把僧人住房分給我們家。當時，有好幾戶人家搬到了這里，大家成了鄰居。到了“文革”后期，王其梅首長和警衛班住在乃然寺廟里。有一天晚上，天空刮起了大風，下起了大雨，突然聽到“轟”的一聲，我們家的一面墻倒了，長度有8米左右，高2.8米。父親見狀，著急得很。等到天亮后，王其梅首長看到受災情況，就組織警衛班的戰士給我家修墻建房，用了3天時間把房子修好了，恢復了正常生活。改革開放后，村里每家每戶都蓋起寬敞明亮的新房，父親看到別人家的房子，也想修建一棟新房。但家里經濟困難，孩子多，勞動力少，直到1989年，我家從寺廟搬到折巴村才開始修建新房，1990年新房還沒有蓋好，父親就離世了。2002年，我家的經濟條件改善了，房子才算完全修好。
我1987年到縣小學擔任副校長，任職一個學期后，調到縣教育局工作，歷任副局長、局長。任職期間，1988年，完成教育基礎工程，建成2300多平方米的縣中小學教師宿舍樓和禮堂。1989年，再次完成教育基礎建設工程1500平方米的建設，主要是各鄉村的教舍。1990年，完成邦達小學辦公室和校舍擴建工程建設349.85平方米、圍墻73.42米，完成縣中學圍墻和大門建設，自籌資金為區鄉公辦小學制作了100套桌椅。1991年，修建了縣中小教職工宿舍樓面積940.05平方米，還修建縣小學圍墻大門。另外，投資3000元改善了一所民辦小學教學條件。區教育廳巴珠同志在吉達鄉搞傳教時，我們一起辦起了巴東小學，修了3間土木結構的教室，配備了老師。
為了提升教學水平，我想到了采取“能者調到縣小學，庸者下到鎮小學”的辦法，激勵教師提升教學能力，不定期進行抽查，鼓舞教師振奮精神，提升教學質量。同時，把教學質量與工資掛鉤，嚴明獎罰機制。
為確?？荚嚬?，我們經常從昌都地區教育局拿試卷，組織中小學校統一考試、統一批改。在考試時，由縣教育局和學校領導統一安排監考。如考試中發現學生作弊，就要扣相關老師的工資?？荚嚦煽兂鰜砗螅鶕h教育局和學校規定的每個班級各科分數線來確定獎懲情況：如超過分數線1分獎勵5元，低于分數線罰5元，累計計算。根據地區教育局下達分配的名額為標準，我們對教小學六年級和初三的畢業班老師也進行了獎懲。錄取的學生多一名，獎勵500元；錄取學生少一名，則罰500元。錄取學生人數超過了地區教委下達的名額，可以得到地區教委的獎勵。1991年，八宿縣小學六年級畢業班，共有32名學生，17人考上內地西藏班，升學率排在了全地區第一名，為此，地區教育局還劃撥了3萬元作為獎勵。我根據老師的成績，向畢業班教師們兌現了3萬元獎金。其他縣的教育局局長，看到八宿的教學成果，十分羨慕。
1991年9月，然烏鄉小學領導匯報鄉小學的教室漏雨情況嚴重，圍墻有倒塌的危險。為此，我帶著江村歐珠老師和司機一起到然烏實地查看。后來我去然烏兵站找到楊站長，請他幫助解決了鐵皮和瓦，學校組織老師和學生搬鐵皮和瓦，同時找人修補。9月6日，我又接到地區教委的電報，要我到昌都參加地區教委的會議。天空一直在下雨，晚上十一點我們三人準備回縣里，到了沖沙村下方的公路時，看到沖沙橋已被洪水沖毀，無法通行，又返回格果道班住了一晚。第二天，我把小車和師傅留在道班上，和江村歐珠走路回縣里。走到沖沙村，看到吉達鄉黨委書記陳列皖吉在帶領群眾搶修橋梁。等便橋搭起來，我們才得以通行。此時，我們看到318國道有很多路段都被沖斷，農田也沖毀了不少。回到縣城的路程是80多公里，我倆走了一天一夜才趕回。第二天，我要趕往昌都開會，要走過縣城至怒江段的許多被沖毀路段。一路上，有的路基被毀，連仁字橋道班也被洪水沖垮了。我和司機扎西澤培雇了一名背汽油的民工，從縣城出發，走了47公里的路到了怒江橋，再當晚乘車趕往昌都。地區教委的領導看到我來參會，很感動，在會場表揚了我們八宿縣。為了爭取教育經費，我經常在地區教委領導面前要錢賴著不走，最終為八宿爭取到經費，我多次去地區教委，老領導們看到我就說：是不是為錢來的？
那時候昌都沒有職業班，我便帶領大家在八宿縣辦了職業班試點。盡管當時沒有什么條件，我們就創造條件。我們想辦法去找老藏醫、駕駛員，開辦了藏醫藥班、駕駛班、縫紉班。當時，英籍阿貢活佛來昌都，地區統戰部、政協、教委、衛生局等部門的領導陪同，到八宿縣郭慶鄉卓瑪拉康參觀考察。經多方溝通，我們達成了合作協議：由阿貢活佛出資在郭慶鄉建小學，他負責學生的生活費，我方負責提供建校地皮、安排老師、廚師。經過多方努力，我們建起了藏醫班，招了30多名學生。如今，我們當年培養出來的學生多數在行醫，有的還在縣醫院藏醫科工作。這項工作，當時受到地區教委的表彰和推廣。
今天的八宿縣城
1992年11月，我被調去縣編譯局當主任。我遇到的第一項工作，就是翻譯30多頁的報告，領導叫我4天之內翻譯完。我對翻譯工作不太熟悉，有很多困難。于是，白天黑夜地翻譯，用了三天半的時間完成了任務。我做了3年的翻譯工作，主要是翻譯文件、新聞、領導講話、案件等，還要隨漢族領導下鄉時做口頭翻譯工作，收集和整理寺廟歷史文化和民間故事，負責個體工商戶的店鋪藏文名稱翻譯等工作。
1995年10月，我又調到縣政法委任專職副書記（副縣級）。政法委和社會治安綜合辦公室在一起辦公，主要職責是宣傳各級領導的主要講話精神，組織公檢法司系統學習黨的政策法律法規，監督公檢法司的執法工作，組織討論、分析、解決疑難案件，做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。在政法委工作期間，我還擔任了昌都地區安全局的安全聯絡員。此外，還參加了八宿縣縣志編寫工作。
2004年退休后，我繼續擔任地區安全局的聯絡員、自治區郵政管理局的郵政監督員、八宿縣法院的人民陪審員。擔任人民陪審員時，有一次，院長叫我到同卡調解處理兩個遺留下來的案件：一個是離婚案，一個是殺人賠償案。
離婚的夫妻都是同卡鎮的，婚后育有一個孩子。丈夫常年不回家，在外拈花惹草，妻子提出離婚，要回娘家。鄉人民政府有調解員，就讓妻子回家去，但是在財產分割上沒處理好。娘家不服，上告到地區上。我去了以后，鄉里的書記、鄉長、調解員都參加了，把兩家人全部找齊，召開調解會。會上，大家都使用藏語來調解，征求雙方意見和要求。我建議能復婚就復婚，不能復婚就要遵守相關的婦女兒童相關保護法，把嫁妝全部歸還，還要給孩子分塊地。在耐心調解下，男方最終讓步了，保障了女方的權益。
此外，我還調解過一起殺人賠償案。此案在賠償問題上，雙方當事人產生新的矛盾，經過法院多次執行得不到落實。院長叫我來處理，經過我對雙方當事人做思想工作，講解法律條款后，雙方接受了我的調解，得以結案。
另外是一起酗酒致死案，簡要案情如下：幾名大車司機在邦達鎮的一家小店里吃飯、喝酒，店主和幾名司機互相認識，他們把酒喝完后還想喝，最后，店主把工業酒精兌了水拿給他們喝，造成人員死亡。此案已由縣法院和地區中院作出了判決?？墒牵勒呒覍伲ㄋ拇ㄊ⊙虐彩刑烊h人）不服，寫信給中央領導。中央領導收到信后，轉西藏自治區政法委，再轉地縣政法委。各級領導都作了批示，縣里把這項工作交給我來處理。我給死者家屬回了信。信件的大致內容有：案發經過，法院作出判決結果、依據的有關法律條令等。死者家屬收到信后，沒有意見了，再也沒有上告，讓我完成了組織上交代的任務。由于我的工作認真負責，解決和處理了以上疑難案件，受到了各級法院和領導的認可，榮獲“全國優秀人民陪審員”稱號，并受邀參加了2006年12月召開的全國第七屆審判工作會議。
我和妻子高守芬的相識，是經父親的好友、白馬運輸站站長鐘華昌的介紹。她是四川雅安天全人，1972年高中畢業，1974年3月在天全縣城關二小擔任民辦教師。由于鐘華昌和我父親關系較好，父親就委托他給我介紹一名老家的媳婦。有了他的牽線搭橋，后來，我到天全去看她，在她家吃了一頓面，然后開始通信，這樣算是認識了。1981年春節，我倆在成辦三所結婚。1984年，我倆一起進藏，她在八宿縣小學繼續擔任民辦教師。她的工作內容，主要是從事語文教學，給孩子們上音樂、數學、自然科學等課程。1984年9月，她接管三年級一個班，教語文，任班主任，把這個班教到六年級畢業。班級的27名學生中，考取內地西藏班的就有9名，是昌都地區的第一名。學校后來又招了一個漢族班，安排她從一年級教到六年級，任班主任，13名學生中，被內地西藏班錄取了12名。由于工作成績突出，被推薦擔任學校副校長，但是，由于她不是正式教師，未能批準。1984年，她就跟我進藏了，但民辦教師的身份一直沒解決。我擔任教育局副局長時，有過給她轉正的機會，可考慮別人更需要這個名額，就把機會讓給了別人。直到2002年她才轉正，2009年退休。
我的大妹叫白瑪塔措，漢名為楊華秀，還在折巴村生活；二妹和四妹已經去世；三妹其帕（漢名為楊霞）和五妹澤擁都嫁在了四川大邑。
1986年，楊華山與妻子、孩子的合影
1997年，四川省農牧廳原副廳長、援藏干部傅志康聽說了我們家的故事，想把我們家人陸續調回四川，但是八宿已經融入了我的記憶和血脈，已經離不開這片土地了，現在想一想，還是有些感慨：喜怒哀樂皆人生，悲歡離合皆歲月。
我和妻子生育了兩個兒子，兒子們都已成家立業。大兒子在自治區藥檢管理局工作，中共黨員，副縣級；大媳婦在中國農業銀行西藏分行工作。二兒子也是黨員，在八宿縣益青鄉任人大主任；二媳婦在八宿縣應急辦工作，孫子在拉薩八中讀書。今天，我們全家的日子都過得不錯。能有今天的幸福美好生活，全靠中國共產黨、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各族人民的艱苦奮斗，讓我們享受到了改革發展帶來的紅利?，F在，我還時常想念八宿的土地還有土地上勞作、棲息的人民……
（口述人：楊華山；訪談人、整理人：蕭清 李鴿 楊宏燕；訪談地點：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高升橋蕭清工作室；訪談時間：2023年8月12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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